“郭美美”、“河南宋基会”、“免费午餐”、“乡村图书馆”、“老兵回家”、“随手拍”、“大爱清尘”、“个性慈善”、“微公益”……从这些还可列下去的关于慈善的关键词,公众或可管窥2011年中国公益所经历的危机和争议,感动和行动。 “去年捐赠大概不少于800亿”、“非公募基金会超过公募”、“巨量捐赠时代来临”、“新媒体创新公众参与模式”、“央企捐赠总额下降”——以上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5月24日发表的年度报告内容。在这份《走向现代慈善:2011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中,研究者采用大量的数据和实例从公益政策、公益捐赠、公益组织、人才培养和年度思想等方面梳理了过去一年中国公益的转型历程。 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巨额捐赠时代来临 对于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整体判断,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观点是:已经开始走向现代慈善。佐证是捐赠数额不少于800亿元,并且大额捐赠开始常态化。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据《中国捐赠百杰榜》不完全统计,2011年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亿元的22人,单笔1000万元以上的捐赠超过250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央企捐赠总额下降,数据显示,2011年1至9月有92家央企捐赠总额为16.9亿余元,上年同期的数据是,109家央企捐赠22亿余元。 报告指出,非公募基金会已经成为引领行业变革的主导。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1100家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而2011年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258家,公募基金会117家,前者的增长数量更是后者的两倍以上。报告提出,应推进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和公募基金会转型,包括推动以非公募基金会为载体的家族慈善发展,推进国企成立基金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推动公募基金会向会员化、社区化和项目大型化发展。 在捐赠方式上,股权捐赠、公益信托等新形式开始出现。教育、扶贫仍然是捐赠的重点领域。王振耀指出,目前仍有很多政策成为捐赠的阻碍,比如税收政策,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赠价值35亿元的股权就要缴纳6亿的税。“作为私人财产的时候不收税,怎么捐给社会就收这么多税呢?很多人不理解,这就相当于鼓励私有不鼓励捐赠。” 巨额捐赠时代来临是报告的一个观点,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此也颇为赞同,但他同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捐赠款项的使用效率。他同时提出传统的“输血式”慈善应向“造血式”扶助转变,事后的捐款救济应向重视预防和相关科研转变。 微博等新媒体创新慈善模式,民间和政府良性互动 过去的一年可谓是慈善领域的多事之秋,消极的说法是热闹年麻烦年,积极的说法是承前启后变革的前夜之年。接连不断的热点事件引爆慈善体制改革以及全民慈善理念更新,包括“郭美美”事件揭示“官办”慈善管理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河南宋基会”事件拷问慈善与商业的联系,“中非希望工程”牵出跨国慈善问题,“免费午餐”则创新慈善参与和民间政府互动模式,“格桑花”事件触动慈善薪酬问题。 报告认为,微博等新技术创新了公众慈善参与模式,“微博打拐”、“大爱清尘”、“衣加衣”、“铅笔加校舍”等微公益盛行,标志着中国慈善从传统的动员模式向全民自主参与模式转变,从保守的资源聚合模式向更为开放的资源组织模式转变。 微公益充分利用了网络的大众性、草根性和传播便利特点,“免费午餐”和“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两个项目还开启了“民间倡导、政府响应”的互动局面。去年,“免费午餐”项目启动几个月后就促成了国务院《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中央政府拨款160亿元用于改进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问题。 去年7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下发,报告认为,在现阶段全国性法律框架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扶持都将围绕和纳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范畴中。大致相同的时间,中国慈善事业“十二五”发展指导纲要发布,民政部又在2011年年底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报告认为,各项慈善政策的操作性逐步提高,开放度加强,预示着透明慈善和全民慈善时代的到来。 捐赠进入专业化,公益链条逐步形成 报告指出,公益的专业化进展明显,捐赠进入专业化操作阶段,公益组织人才专业化受到重视。公益组织发展的外部支持环境,如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行业对外交流平台等也日益完善。 同时,公益产业链形成的各个关键节点已被打通,基金会也出现很多创新典型,比如南都公益基金的“银杏伙伴计划”,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联合劝募”平台,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等。 去年诸多热点事件引发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同时也倒逼体制进一步为慈善等社会组织松绑放权。报告指出,在慈善立法及政策扶持方面,创新和突破不仅仅局限在个别省市,而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趋势。广东、浙江、湖南、宁夏等地为慈善立法；在登记注册方面,北京、广东、成都、长沙均规定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审批。 王振耀呼吁慈善组织注册简化,降低规模门槛,设立国家慈善委员会,加强慈善事业的宏观管理与顶层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则呼吁,政府应该为慈善事业创造良好环境和开放竞争格局,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手”去干预,这样容易产生“小金库”等腐败。她希望将来慈善组织的登记如同企业注册登记一样方便快捷。